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明朝吴承恩所著神话小说《西游记》，讲述了唐僧往西天取经的故事，表现了惩恶扬善的古老主题。电视连续剧《西游记》，则艺术地再现了这段神话。最近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又请复旦大学历史系钱文忠教授根据史籍记载开讲《玄奘西游记》。如今，唐朝僧人玄奘法师只身到天竺（印度）取经的故事，已经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了。
可是，历史上到印度取经的僧人，何止玄奘一人！
翻开有关典籍得知，佛教传入中国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发源地印度的僧人东来传法，另一个是中国僧人西行求法。西行求法始于曹魏时期，东晋南北朝时得到发展，到唐代达到极盛，北宋以后则渐趋衰落。寻求经典、西行求学、躬睹圣迹、访求名师等活动，构成了中国古代僧人求法的内容。而求取佛教经典，是西行求法的一项最重要的内容。曹魏时的朱士行于公元260年（魏甘露五年）由长安西行，过河西，涉流沙，到达当时流行大乘教的于阗，得《放光般若》原本。后遣弟子将经本送至洛阳，本人则终身留在西域，八十岁时病殁。朱士行虽然没有到达天竺，而且取回的经典也只限一部，但作为西行求法第一人，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晋武帝时（公元265——290年）又有竺法护（或作竺昙摩罗剎）西行取经，携带大量经本东还，自敦煌至长安沿途传译，写成晋文。到了东晋以后，西行求法者渐多。有康法朗、于法兰、竺佛念、慧常、进行、慧辩、慧叡、支法领、法净、昙猛等人。晋宋之际，是西行求法的一个高潮时期。有法显、智严、宝云、慧景、道整、慧应、慧嵬、慧简、僧绍（韶）、慧达、僧景、智羽、智远、智猛、法勇等人。据统计，东晋西行求法僧人可考者51人，刘宋70余人，元魏北齐北周西行求法者19人。隋唐之前西行求法者中比较著名的还有宋云、慧生等人。唐代不仅西行求法的路线有所增加，而且求法的人数也比以往大大增多了。仅唐初五十年间（公元641年——公元691年），就有57位僧人西行求法。自宋代以后，西行求法渐趋衰落，虽然也留下了个别的西行游记，但都很简略。
西行求法者中影响最大的是法显、玄奘、义净三人。东晋时的法显于公元399年春天（时年65岁），从长安（今西安）出发，结伴前往印度。他们穿越沙河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抵达沙漠南缘的佛教中心于阗国，随后翻越“冬夏有雪”、“艰阻险绝”的葱岭，进入了北印度境内。公元412年夏天，搭乘商船归国。法显13年间游历了近30个国家，回到中国时已经78岁高龄。梁启超评价法显：“横雪山而入天竺，赍佛典多种以归，著《佛国记》，我国人之至印度者，此为第一。” 唐朝的玄奘于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从长安西出，经河西走廊，过玉门关，度莫贺延碛大沙漠，历九死一生抵伊吾(今新疆哈密县)。自伊吾向西南至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经屈支(今新疆库车)、跋禄迦国(今新疆阿克苏)，北越天山，沿伊塞克湖西行，到达西突厥可汗的驻地碎叶城(今吉尔吉斯共和国之托克马克附近)，复在西突厥的护送下，穿过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粟特诸国，经由铁门关，进入吐火罗国故地。自此向南，越大雪山(兴都库什山)，入北天竺。贞观十九年，他携带搜集到的佛经657部以及佛像、花果种子等回国。玄奘西行求法，周历130余国，行程五万里，堪称中古史上一次艰险而伟大的旅行。玄奘返回长安后，口述旅途见闻，由辩机笔录而成《大唐西域记》。玄奘稍后的义净于公元671年（高宗咸亨二年）由海路赴印度求法。周游印度，巡礼圣迹，并在著名的那烂陀寺学习了十年，后来在公元685年（武后垂拱元年）仍取海道东归，在南海一带滞留了近十年，公元695年（武后证圣元年）返回洛阳。义净在外25年,历天竺30多国,得梵本《经律》近400部,译经56部,200余卷,回国后又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影响很大。
历代僧人西行求法，为发展佛教事业，扩大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他们不计个人安危，不畏艰难险阻，勇往直前，追求真理的精神，足可传世，以励后人。
2007.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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