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全世界都见证了中国政府的应急救援能力和中国人民的同舟共济精神。但是,反思地震预报工作,却让国人感到十分遗憾。很多人把疑惑的目光投向地震主管部门,询问为什么如此高强度的地震发生前竟丝毫没有觉察。官方表态,民间传言,于是一场围绕地震能否预报话题的争论便悄然展开了。
5月13日下午,中央电视台直播关于汶川地震的新闻发布会,请国家地震局人员解答记者提问。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副主任回答的第一句话:“大家都知道地震预测是世界难题”。接着就阐述“地震是不可预测”的三条理由。第一,地球的不可入性,因为上天容易入地难。第二,地震孕律的复杂性。第三,地震发生的小概率性,对于一个地区来说,地震发生的重复性时间可能间隔几十年,也可能间隔几百上千年,这样,样本的获取就成了在有生之年非常困难的事情。5月16日14:30,中国地震局副局长修济刚、原副局长何永年、专家罗灼礼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何永年继续详细阐述地震难以预测的原因,指明海城经验的局限性。修济刚则强调这次地震的特殊性,即在震前较长的一段时间里,震中及周围地区地震的活动水平不高,也没有前震,没有出现典型的短期和临震的异常。根据所掌握的资料,难以作出发生大震的判断。
然而,亚洲周刊独家专访中国地震局前研究员、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家耿庆国,却是另一种声音。耿庆国在四川震灾后痛哭,因为他早在四月底就预测今年五月至明年四月,兰州以南,四川、甘肃、青海交界附近,可能发生六至七级地震。他的密件曾送给国家地震局,但却无人重视。他说:“每年全球大小地震五百万次,其中小地震四百九十五万次,三级以上有感地震五万次。这有感地震中,有破坏性的五级以上地震八百次,其中,六级以上一百二十次,七级至七点九级十八次,达到八级的是一、二次。经验告诉我们,越是强烈地震,越是特大地震,就越容易预测、容易预报。”曾出版《中国旱震关系》(科学出版社)一书的耿庆国,早在二零零六年,根据旱震关系提出中期预报,近年阿坝地区将发生七级地震。耿庆国说:“地震局的工作人员没有执行贯彻当年周恩来总理的‘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的准则,认真开展地震预测。”
还有,5月14日,中央电视台CCTV9英语频道讨论“汶川5、12 大地震”的嘉宾访谈节目,联线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顾问陈一文先生。陈一文通过电话用英语回答:中国地震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2006年三年来,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就汶川地区可能发生强震,曾经向中国地震局提出过三次中期预测,特别是2008年5月3日,陈一文亲手又向中国地震局发了一份汶川地区可能发生强震的预报。据陈一文所知,还有其他人也向中国地震局提出过汶川地区可能发生强震预测。但是,这些严肃科学的预报一再泥牛入海无回音,中国地震局的领导与中国地震预测研究所的所长们从来没有就预报访问过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的专家,从来没有深入了解过他们地震预测的工作。因此,中国地震局的领导们现在称也从来没有收到任何预报,完全是胡说八道的谎言。
从上述争论中可以看出,地震能否预报已经不成为问题了。国内外的大量事实证明,按照现有的科技水平,进行地震的中长期预测是完全可以的,但进行短期和临震预测是很困难的,通常所说的世界难题即在于此。换个角度讲,正因为地震预测技术还不够成熟,所以不能局限于常规的监测方法,要摒弃“非主流”的成见,鼓励科技专家应用不同的方法去研究震情,高度重视不同的研究成果,密切关注地震带出现的一切异常现象,使地震短期预测和临震预测技术趋于成熟。
如何改进地震预报工作,笔者认为,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努力:
一、鼓励科学研究。5月19日由科技部牵头组织40余位专家学者召开了“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机理及后续灾情科学分析”会议,其中一些曾成功预测出唐山地震、海城地震的离退老专家的出席,向我们传达着中国将推进积极预测的微妙信息。地震学在当代仍然是一门不成熟的学科。完全西化的地震预测技术的成功率明显偏低。对于地震的准确率,从1960年到2007年我国地震成功预报的准确率为16%,其中7级以上地震准确率为13%,呈现地震级别越高,成功率越低的情况。中国应该而且必须有具有自己特色的预测方法。比如使用次声波、地应力、地电脉冲、大地微动等预测地震,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国内地震专家汪成民使用一套地震预测系统,即将各种因素考虑进去,进行综合整体分析,可能将地震的成功预报率从31%提高到60%以上。事实上一些非地震系统的人员使用整体思维(就是不使用一个学科预测,使用多个学科同时整体预测)预测地震的水平是有效的。此外,另一位地震专家耿庆国根据历代(包括1956-1970年)大旱与地震关系的统计,提出“旱震关系大地震中期预报方法”,根据这一规律,耿庆国预报了1975年的海城地震,1976年的唐山地震。上述专家对于本次的汶川地震研究也有重大贡献。我们还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很多独特的研究方法,比如龙小霞等人基于可公度方法对川滇地区地震趋势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的四个研究生作出 “2008年左右川滇地区要发生大于6.7级强烈地震”的结论,都是很有见地的。
二、开展群测群防。一九七五年曾被美国记者称为“科学的奇迹”的海城地震预报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就是群测群防起了极大的作用。由于收集了大量的地震前兆现象,到地震专家面前汇总,才使得辽宁省地震办公室和国家地震局敢于作出临震预报。日本等国的地震专家在总结了我国海城地震成功预报的经验后得出:中国的成功是由于能够及时地收集大量地震前兆的异常情况,并且及时归纳、分析、总结的结果。当前,一些学者认为,应该启用“群测群防”工作。中国地震局专家罗灼礼在接受人民网采访时指出,根据40多年的地震预报的实践经验,一次大的地震,前兆异常的范围是很大的,也是多种多样的。所以,光靠专业队伍是不够的,群众能够及时发现,对于判断震情的发展非常重要。“特别是群防地震应该成为地震危险区的绝大多数人的自觉行动。”事实上,本次地震征兆很明显。比如南宁地震局的蛇出现了急躁不安,不进食和碰撞的情况。南宁市地震局局长蒋维松告诉相关记者,根据经验判断,如果不是附近有重大震情发生,就是本地会发生小型地震。地震发生前几天,四川阿巴州政府网站报道,当地曾有即将发生地质灾害的消息,被一些地方传达变成地震将要发生的情况,后经政府辟谣才平息。可惜,汶川地震前无人收集、汇总、上报大量异常信息,对已报送的信息也未引起高度重视。一句话,群测群防工作的缺失,是本次地震预报工作中的一个惨痛教训。
三、修改有关法规。1997年12月29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第94号令)第三条规定:“防震减灾工作,实行预防为主、防御与救助相结合的方针。”应增加“专业测防与群测群防” 相结合的内容。1998年12月17日发布的《地震预报管理条例》(国务院第255号令),应明确界定“谣言”的含义,确定允许向社会公开的地震信息。《条例》第十八条规定“从事地震工作的专业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向社会散布地震预测意见、地震预报意见及其评审结果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据媒体透露,汪成民在唐山大地震时任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他较为准确地预测了唐山大地震,通过一次“吹风会”将消息传达给了河北省青龙县,促成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青龙县无人伤亡的历史奇迹。显然,汪成民使青龙县人民免遭大难,功不可没,而对照《条例》,却应当受到行政处分,谁是谁非,不必多言。我们应该理解地震预报对社会的重大影响,错报将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漏报又将会造成难以弥补的人员伤亡。如果奉行的是“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的理念,那么,宁可错报,决不漏报,一定会得到国人的充分理解。
四、公开地震信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于五月一日起实施,这标志着各级政府要迈向信息公开时代。根据《条例》规定,及时公布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是各级政府及其地震主管部门的责任和义务。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说,震前的预测信息应当完全公开。这次汶川地震的救援工作,完全透明、公开,赢得了世界各国的赞赏。如果震前预测信息也能如此公开,比如及时公布地震活动趋势研究成果,转达一些专家的不同意见,汇聚地震活动区域的种种异常现象,那么即使地震部门没有把握作出短期或临震预报的话,公众也会依据公开的信息,提高警惕,实施相应的预防措施,一旦大震发生,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五、加强防震教育。这一条虽然不属于地震预报工作的内容,却与之密切相关。2005年中国地震局长陈建民在回答记者对地震科普教育的现状是否满意的问题时说,从目前来讲,我是不满意的, 因为我觉得我们国家在这方面,从教育的范围,普及的范围和深度,还有很大的差距。比如说,1984年台湾海峡发生了一个7.3级的地震, 广东某地区离他们那儿很远,充其量就是有震感,学校的学生往外面跑,踩伤、挤伤了上百人,死亡了三个学生,这就是比较惨痛的。时间过去了几年,我国地震科普教育仍然严重不足,如果不是遇上大震,新闻媒体上很少见到有关地震知识的宣传。应该利用各种媒体,采取各种形式,坚持不懈地开展防震减灾知识的宣传教育,让大众增强防震减灾意识,了解地震常识,学习防震减灾法规,掌握避险、自救与互救的方法,自觉提高建筑物的防震抗震水平。只有防震教育深入到千家万户,才能使地震信息公开发挥理想的作用。
(2008.0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