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没有料到，2008年的钟声刚刚敲响，一场北方人司空见惯、南方人啧啧称奇的大雪，纷纷扬扬，竟然持续二十余日，袭击了大半个中国，造成飞机停飞，火车停开，高速公路封闭，数十万旅客滞留甚至被困途中，一些地方断电，燃煤告急，居民生活品价格上涨。据媒体透露，全国因灾死亡１０７人，农作物受灾面积１.７７亿亩，绝收２５３０亩，森林受损面积近２.６亿亩，倒塌房屋３５.４万间，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１１１１亿元。
　　现在，残雪消融殆尽，灾害已经过去，社会秩序又回到正常状态，人们开始反思，这场雪灾给予大家什么样的启示呢？
　　有人说，雪灾预报滞后，媒体反应迟钝，政府决策缓慢，应急机制不全。还有人说，基础设施不牢，抗御能力太差，防灾教育不够，缺乏惩戒体系。这些话都有一定的道理，我不想再重复了。我只想提两件事：
　　一件是媒体的报道。1986年10月13日，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在全市消防工作会议上脱稿讲了一段话，其中的“隐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责任重于泰山”三句话，现已成为我国防灾减灾的指导思想和操作准则，其要旨在于突出预防性思维，防患于未然。
　　另一件是听来的故事。某地有一河之隔的两个乡，东乡党委书记为人诚实，工作认真，不尚空谈。西乡党委书记油嘴滑舌，平日办事漂浮，爱搞面子工程。某年雨季之前，东乡书记带领群众，兴修水利，加固堤坝，维修危房，忙得不可开交。西乡书记见此暗笑，不动声色，继续游历山水，名曰招商引资。雨季来临，暴雨骤至，洪水暴发，东乡安然无恙，西乡惨不忍睹。此时，西乡书记认为机遇来了，便一手组织人力抗灾，一手扩大舆论宣传，果然引起上级领导重视，于是检查、视察、参观、学习的人群络绎不绝。此后不久，西乡书记因抗灾成绩突出，被提拔为县干。而东乡书记在上级领导的眼中，实在平庸，被改任某局主任科员。两人离乡时境况迥异，东乡群众依依不舍，西乡路口冷冷清清。
　　把这两件事串起来，不难看出，应对灾害的重点在于防范，而防灾工作的重点在于落实党政首长负责制，党政首长的政绩又离不开良好的考核奖惩机制。抓住这个机制，就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使诸多问题迎刃而解。
　　补充说明一点，强调防灾的重要，决无看轻抗灾救灾的意思，相反，对抗灾救灾过程中政府的积极行动、部门的密切配合、民众的广泛参与，我是热烈拥护的，对不断涌现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们，我是十分景仰的。
　　我的话题从雪灾说起，又不限于雪灾，也许离主题远了点，就算作另类启示吧。

　　在现实社会中，领导无处不在。主席台上，报纸、电视、广播里，都离不开领导的身影和声音。可是，在网络世界里，却冷清得多，领导主动参与其中的寥若晨星。
　　不久前，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2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7年12月31日，我国网民总人数达到2.1亿人，宽带网民数1.63亿人，手机网民数为5040万人。目前我国网民总数居于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另据有关媒体透露，目前我国地厅局（含副职）以上领导干部中，“上网族”的比例低于10%。很多机关干部的办公室，都配备了高档的现代化办公设备，有些领导干部办公桌上的电脑一换再换，甚至还添了手提。然而，很多人的电脑并没有成为办公用具，只是一种摆设或装饰。少数领导连打字都不会，只会在电脑上下棋、玩扑克牌和电子游戏以及上网炒股等。
　　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高官们开始重视互联网的作用了。青海省委书记强卫在全省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说：“在今天的信息化社会里，不上网、不重视网络建设、不会利用网络的领导，不能算是一个现代化的领导。”湖北省委书记罗清泉通过视频向广大网民拜年。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利用互联网了解民意、集中民智。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省长黄华华在拜年信中说起了网络流行语：“对于共同关心的问题，我们愿意和大家一起‘灌水'；对于我们工作和决策中的不完善之处，我们也欢迎大家‘拍砖'”。
　　我们常说，互联网具有快捷、便利、海量、资源共享、信息交换和及时传递等优点，它已日益成为人们工作和生活的基本工具，成为传播思想文化的新途径、社会公共服务的新平台、精神文化生活的新空间，成为各级党委、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重要平台、听取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因此，领导走上网坛，发挥领导应有的作用，是大势所趋，是责任所在，是历史的必然。
　　那么，领导应该如何走上网坛呢？首先，要当一个合格的网民，熟悉网络知识，掌握电脑办公技术，学会上网查阅资料，收发电子邮件，在论坛发帖，建立自己的博客。然后，力求当一个合格的“网导”，即网上的领导。具体地说，一要在网上吃透上情、搜集下情、了解外情，为作出正确决策提供参考。二要用广博的知识、丰富的经验、流畅的文字，去推介本地资源，诠释施政理念，传播先进文化，指导各项工作。三要拥有一份真城、宽容、开明的心胸，去对待网言网语，不能见到“负面新闻”就封，看到一些“逆耳声音”就跳。四要利用网络公共服务的平台，尽力解决难点和重点问题，为广大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必须强调的是，领导上网也要注意几个问题。要合理安排上网时间，不能影响日常事务，更不能在听取汇报、接待上访时，仍然在网上逗留。要养成良好的上网习惯，不看黄色信息，不做无益的事情，上班时间带头不玩游戏、不炒股、不聊天。要增强保密意识，严格遵守保密规定，不传播涉密信息。
　　相信不久的将来，网络世界里的领导形象如同现实社会中一般高大。

　　正在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到底有多少工人和农民呢？
　　“百度知道”告诉我们，人大代表中农民和工人代表（指没有担任乡镇职务及厂长经理以下的工人和农民）所占比例：第四届工农代表占51.1%、第五届工农代表占47.3%、第六届工农代表占28.6%、第七届工农代表占23%、第八届工农代表占20.6%、第九届工农代表占10.8%，第十届工农代表所占比例则不足4%。从数据上看工农代表的比例呈现逐届下降的趋势。
一位名为“实现”的网友在他的文章《谁能告诉我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有多少名工人和农民》中说，我非常想知道本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到底有多少名工人和农民代表。可是几乎所有的相关信息给出的都是一个相对数。比如“来自一线的工人和农民代表人数高于上一届，其中有3名农民工代表”。再比如“一线工人代表比上届增加了一倍以上，基层农民代表比上届增加了70%以上”。通过查找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结构的相关数据，我发现有两个数据很难查到。一是工人和农民代表的具体数，二是领导干部代表的具体数。除了工人、农民和领导干部代表外，其他代表的具体数一目了然，比如少数民族代表411名，占代表总数的13.76％，归国华侨代表35名；妇女代表637名，占代表总数的21.33％等。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对工人和农民代表数遮遮掩掩？
　　应该承认，网上的数据不是官方提供的，自然不准确，但是，多数情况下，它所反映的趋势是存在的，因此，不可视而不见，更不可一概否认。
　　事实上，工农代表的比例呈下降趋势，已引起中共中央和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高度重视。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决定”明确规定：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来自一线的工人和农民代表人数应高于上一届。很多省市也开始注意扭转下降趋势。在北京市十三届人大代表名单中，基层和一线代表，尤其是一线工人和农民代表人数均高于上一届。其中，工人代表28人，比上届增加18人；农民代表21人，比上届增加8人。在河南，工人和农民代表的总数达344名，占代表总数的36.2%。在湖南长沙新选出的市十三届人大代表中，一线工人33名，比上届净增26名。从浙江省当选的636名代表中，一线工人、农民105名，占16.5%，比上届提高了6个百分点。
　　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尽管工农代表的人数增加得还不多，在代表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也很小，但毕竟迈出了一大步。尤其是“一线工人、农民”的提法，是务实的，因为改革开放后，从工人、农民中涌现的企业家、老板、商人，拥有雄厚的财富，以经营资本为业，与传统意义上的体力劳动者——工人、农民，不是一回事，不能完全代表广大工人、农民的利益了。
　　众所周知，人大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的组成人员，经过民主选举方式产生，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具有广泛性、代表性、先进性。处于社会最低层、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工人、农民，为什么在《宪法》规定“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国家里，只能选出寥若晨星的代表呢？
　　有人认为，人大需要的是职业政治家，而不是基层代表，官员代表考虑的都是“大事”，而基层代表关心的是“小事”，工人、农民的利益不是一定要由工、农自己来代表，人大代表的职能也不是反映基层的声音。这显然是对工农代表作用的歪曲！诚然，工人、农民尤其是一线工人、农民，限于条件，不可能有政治家的参政能力，不可能有官员的视野，但他们最有权利反映民间情况，洞察公众利益，提出合理诉求，为制定法律、确定政策，提供直接的参考依据。这样的代表，决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多些为好。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位伟人的话，引来为本文作结吧：“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政界人物的知名度往往是和其施行新政的力度成正比的。仇和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仇和，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51岁。上任后，公布政府官员电话、实行干部问责制、实行工作成果倒逼法、惩庸治贪、加强干部思想培训等措施连番出台，被人称为“仇和新政”，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成为全国媒体与公众关注的焦点。对此，我也想说一句，仇和新政好！
　　仇和新政好就好在实行“阳光政务”。在昆明市委九届四次全会上，仇和表示，要大力推进党务、政务公开，真正实现“阳光政务”，增加透明度，扩大群众对政务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同时杜绝党政机构的“暗箱操作”，把工作放到群众的眼皮下，在适当的时候将向社会公布党政领导班子的电话。在昆明市软环境建设动员大会上，仇和表态：各县（市）区、各部门“一把手”，要在新闻媒体上公开亮相，做出公开承诺，并将姓名和联系方式一并公布，接受群众监督。副处级以上干部，要公布姓名、职务、分工、工作电话，同时要将其内容制作成《市情手册》摆在书店出售。两天后，政策被严格执行，公开电话859个，16开纸的《昆明日报》整整登了四个版面。据一位报摊主介绍，当天刊登电话的报纸全都卖光了。
　　仇和新政好就好在敢于铁碗治官。市委先后出台《中共昆明市委关于在全市实行领导干部问责制的决定》、《昆明市领导干部问责办法》等文件，对行政问责的对象、内容、主体、程序、方式、组织实施等进一步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实行“一线工作法”：“干部在一线工作，决策在一线落实，问题在一线解决，创新在一线体现，成效在一线检验”。实行“工作成果倒逼法”：目标倒逼进度、时间倒逼程序、社会倒逼部门、下级倒逼上级、督察倒逼落实。机关干部手机彻夜开机，昆明官员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压力。某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因开会打瞌睡丢掉了乌纱帽。
　　仇和新政好就好在体现爱民真切。仇和在昆明市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闭幕式上的感言，充满对百姓疾苦的切身感受，拳拳之情催人泪下。昆明约有300个“城中村”。长期以来一直是这座著名旅游城市的“疮疤”，屡遭诟病。仇和在他的施政纲领中掷地有声地提出，5年内基本改造完“城中村”，市民备感惊喜。春节过后，昆明市官渡区率先行动：与33家企业签约，采取政府主导、吸引社会资本等方式，将在5年改造辖区内102个“城中村”。
　　仇和新政好就好在焕发崭新风貌。云南省和昆明市的高级官员，对仇和在昆明推行的新政颇多赞誉，官方、民间支持的声音占据着舆论的主流。一位普通的工薪层人士陈述支持仇书记的最基本理由：街上治安巡逻的警察增多了，城中村的整治启动了，公务员有压力了。
　　尽管如此，仇和新政也惹来一些争议，他的铁腕风格被批评者诟病为“人治”。我认为，任何法都要靠人去执行，离开人的法治是不存在的；同样，任何人都必须受法的约束，离开法的人治也是不可能长久的。人治与法治本没有天然的界限，大可不必把某项举措硬性划归人治或法治范畴，关键是看它是否对国家有利，是否受老百姓欢迎，是则可倡，否则可弃。仇和新政的主流应该肯定是毫无疑问的。

　　人们把智力超常的少年称为“神童”。有专家以我国人口规模估算，全国智力超常少年约有３万。这些超常少年在天赋、天资、素质上异于常人，常规教育很难满足其需求，需要更高层次的开导和指引。大学少年班就是以超常少年为对象，培养特殊高端人才的一种形式。
　　1978年3月，中国科技大学在老一辈科学家李政道、杨振宁和丁肇中等的倡导和支持下，在方毅等国家领导人的支持和推动下，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少年大学生集中培养基地--少年班。30年来，少年班共招收31期学生总计1220人，已毕业1027人，其中935人考取研究生，占91%。前16届毕业生（1983-1998年）共590人，64%获得博士学位，26.9%获得硕士学位。
　　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跟踪调查，科大少年班３０年毕业生主要流向三个领域。㈠国内一流大学、科研机构。科大少年班在北大、清华、中国科大、复旦这四所一流名校担任教授的就有近２０人。㈡国际学术前沿。少年班毕业生已有１８人在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任正教授，有３人当选ＩＥＥＥ（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会士，３人当选美国物理学会会士，多人当选美国医疗信息科学院、美国光学学会等会士。㈢国内外工商、金融、ＩＴ领域。不完全统计，仅在ＩＢＭ、Ｉｎｔｅｌ、微软、杜邦这样的国际５００强企业就职的就有１４９人，其中许多人担任重要职位。
　　看到这一串数字，我想，大多数国人都会有两种心情：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少年班办学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高层次人才。忧的是培养出的优秀高层次人才大部分并未为国家出力，而是为他国所用。对此，中国科大校长朱清时表述了他的观点：学生出国热是国家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科学文化要发展，一定要走多元文化的路子，要吸收外国先进的东西，虽然近期看来可能造成人才流失，但从大的、远的方向看，这是好事，会对中国未来产生良好影响，因为不管在哪里，他们都是中国人。当然，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国家要从环境、政策等各方面创造条件吸引他们学成之后回国服务。
　　朱校长的话似乎让人觉得有些无奈，把长远的希望寄托在“他们都是中国人”上，实在渺茫，而把近期的关注点放在改善环境与政策上，倒也不失为一策。
　　少年班学生为何“热衷”出国？中科大校领导分析认为，少年班学生选择出国有两大原因：首要原因是国外优越的科研和生活条件，以及在相关领域的领先优势。据中科大领导、少年班管理教师以及少年班学生反映，由于少年班学生历来表现出色，国外尤其是美国对少年班毕业生申请出国给予了特别的优待，基本上会很顺利地拿到签证，有很多大学愿意接受少年班毕业生，并且提供充足的学习和生活经费。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内研究生考试压太大。少年班学生反映，现在只有北大和清华是可以不受比例限制进行研究生保送的学校，科大少年班大部分学生不得不通过考试才能实现继续深造，浪费复习时间，且读研生活负担重。
　　从上述原因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外国特别是美国，可谓“聪明过人”，中国好不容易培养出的高端人才，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挖走，而且挖得对象心甘情愿，挖得中国无话可说。国内呢，似乎对此不以为然，未见新的举措，降低人才流失率。是不是该从国家安全的高度，去看待流失问题呢？
　　要想留住人才，才尽其用，不仅需要制定优惠政策，创造优越条件，更要大力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从小学到大学，长抓不懈，要引导留学生向邓稼先、王淦昌、钱三强、钱学森、赵九章等一大批老科学家学习，增强奉献意识，为国建立功勋。少数出国留学生毕业后须继续参加科研的，应纳入国家的计划之中。
　　归去来兮！神童成才胡不归？既成鸿儒当忆昔，奚徘徊而待催？

　　清明祭祖扫墓，是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习俗，其本意是修缮墓地，表达对祖先的怀念之情，同时发挥敦亲睦族的作用。然而，近年来，随着国家政策的开放和农民生活条件的改善，许多地方的祭祖活动规模越来越大，出动的人数越来越多，造成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网上流传的温州都市报3月24日的报道，令人惊讶。23日上午，温州水头镇凤湾村张姓族人清明扫墓队伍多达1000余人，出动了120多辆车子，民间乐队就叫了十几班，经过一些村镇时，还引起了路阻。为了这次扫墓活动，村里摆了35桌酒席，全村村民捐了20多万元，一共花了15万多元。
　　再说说眼见的事实吧。近日，笔者所在县城也出现了一列长长的扫墓车队，56辆各种型号的车辆贴着统一的写着某氏祭祖的红纸标志，在乐队车的引领下，缓缓通过天堂大桥，经天堂大道驶出县城，引来众多居民的围观。
　　祭祖如此讲排场，弊端甚多。一是浪费资源，不符合勤俭节约的光荣传统，何况生活贫困者大有人在。二是影响交通，引起路阻，无交警疏导，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三是波及政权，通过大规模的祭祖活动，客观上结成强大的宗族势力，无形中对乡村政权组织形成巨大的政治压力。四是易发事端，出现争执、混乱局面，若被居心不良者利用，还会发生宗族械斗事件。
　　江西都昌县针对祭祖活动可能出现的问题，不久前提出“五要五不要”的要求：一要文明祭祖，不要把祭祖搞成迷信活动。二要健康祭祖，不要把祭祖活动庸俗化。三要节约祭祖，不要在祭祖中铺张浪费。四要廉洁祭祖，不要趁机搞腐败活动。五要安全祭祖，防止出现安全问题。民政部也向全国推广居家祭祀、网上祭祀、社区公祭、电视公祭、集体公祭等现代时尚的祭祀方式。各地都应该采取一些措施，借鉴好的做法，引导人民群众过一个文明、平安、祥和的清明节。
　　当然，正常的扫墓祭祖活动还是应该进行的，只是须本着文明、节约、安全、环保的原则，大可不必讲排场。须知心祭重于身祭，保持一颗怀念祖先、孝敬父母之心，让活着的人和后来者懂得重孝感恩，学会积德行善，这才是最重要的。

　　奥运会是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体育盛会，是全人类和平与友谊的盛会。第二十九届奥运会将于2008年8月8日至8月24日在北京举行。这是我国的一件大事，是中华民族的百年企盼，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办好奥运会，将极大地激发全体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增强民族凝聚力，为加快北京乃至全国的建设和发展提供难得的历史机遇，为加强对外交往与合作开辟广阔舞台，有力地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然而，就在中国即将举办奥运会之际，西方媒体坐不住了。一些反hua“精英”们，利用西藏课题抓住机会，开足马力，做足反hua甚至辱华文章。
　　法国巴黎火炬传递活动一片混乱，火炬接力历尽波折，媒体不仅无视当地政府的职责、巴黎人的脸面，竟转而指责中国。《费加罗报》的头版头条标题写的是《火炬在巴黎惨败》，而《解放报》的头版头条干脆以《给中国一记耳光》为题，用一种近乎幸灾乐祸的口吻描述中国的“溃败”。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ＣＮＮ）在转播北京奥运火炬在旧金山传递时，主持人卡弗蒂在“形势研究室”节目中发表攻击中国的言论，妄称“中国产品是垃圾”，还恶意攻击“中国人基本上一直是一帮呆子和暴徒”。美国主流媒体对CNN辱华事件置若罔闻，在中国外交部三天内三度要求一家外国媒体公开道歉的情况下，美国官方始终保持低调不予评论。
　　德国媒体则捏造中国奥运期间将驱赶外国留学生的谣言。德国《明镜周刊》4月17日在题为《中国将外国留学生扔出去》的报道中说，多家北京高校已经证实，在7月和8月，外国留学生必须离开中国。为了证明其消息的可靠性，该报道还援引北京大学的“女发言人”的话说：“即使下学期需要继续读书的学生也必须在这两个月回国。所有的高校都是一样的，这是来自上面的指示。”德新社在报道这件事时，还进行了更为“具体”的报道，称德相关驻华机构已经“提出预警”。
　　为什么西方媒体如此蔑视中国举办的奥运会呢？
　　一、中国的强大让西方国家如坐针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五十多年的艰苦探索和不懈努力，经济发展迅速，国力日益增强，大国地位不断上升。中国有义务、有能力举办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体育盛会了。古人说得好，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面对中国的强大，西方一些国家坐立不安，多年来无端制造“中国威胁论”，并且一直培养和纵容着妄图分裂中国的“三独”势力。正如一名从事国际政治、经济、世界新秩序研究超过30年、现居住在德国的美国著名学者所言，“今年3月在西藏发生的骚乱事件是华盛顿最近一次策划的‘颜色革命'”，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发生，和“美国经济正陷入严重危机”以及“美国希望借奥运之机给中国难堪”不无关系。事实证明，西方反hua活动越是猖獗，就越是表明他们对中国的强大感到无比的恐惧！
　　二、西方国家颠覆中国的阴谋从未停止。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西方国家对之垂涎三尺。从鸦片战争失败，腐败的晚清政府割地求和开始，西方列强就向中国伸出了瓜分的魔爪。新中国成立以来，西方反hua势力从未停止过对中国的仇视、封锁、绞杀、分裂乃至颠覆活动。在中国日益强大起来之后，西方反hua势力痛苦地意识到已经不可能通过武力或经济手段来打败中国，于是，便千方百计地利用一切途径，并采取各种阴谋手段，不遗余力地对几代中国青年人进行思想、文化等意识形态方面的渗透，以达到其“西化”、“分化”并最终“和平演变”中国的政治图谋。
　　历史告诉我们，无论西方国家怎样玩弄阴谋，都阻挡不了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任何分裂和颠覆中国的行为，都是徒劳无功的。我们应该按照中央的要求，把自己的事情办好，集中精力办好北京奥运会，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建设，集中精力做好本职工作。

　　自称“告不倒、查不倒、管不倒”的湖南省郴州市原纪委书记曾锦春贪腐案，于4月23日在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据检方指控，曾锦春犯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涉嫌受贿金额总计3152.25万元，另有960.75万元财产来历不明。曾锦春因此被媒体戴上“中国纪委书记第一贪”的“桂冠”。
　　曾锦春有四大敛财高招：一是卖牌。凡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都必须花30万至50万元不等的费用，购买一块“私营企业合法权益重点保护单位”的铜牌。只要挂上这块牌子，任何执纪执法单位都不敢擅自进入企业。郴州共有35家企业获得了这种保护牌。曾锦春仅此项保护费，每年可获上千万元，存在郴州纪委私设的“小金库”内，且内部财务管理极为混乱。二是插手。曾锦春在郴州有“曾矿长”之称，独揽全市采矿权审批，同时是郴州煤矿整顿小组的组长。这一身份成为其收受（索要）贿赂的重要条件。曾锦春不但千方百计控制着郴州所有煤矿资源的开发，而且嚣张霸道地干扰着司法公正，从中牟取巨额利润。凡是发生在郴州的经济纠纷，没有曾锦春摆不平的，但也没有其不从中“咬”上一口的，他惯用伎俩就是原被告通吃，谁出的钱多，谁的官司就能打赢。三是拘禁。为给自己及亲信大肆敛财铺平道路，曾锦春对“不听话”的干部任意实行非法拘禁。桂阳县烟草局等六个单位的“一把手”就因为得罪了曾锦春，而先后被其非法拘禁和免职。在排除异己的同时，曾锦春到处安插自己的亲戚和亲信，共有40多个亲戚在郴州各个要害部门任职。四是“双规”。这本是纪检部门查办重大案件实施的一种特别的办案手段。然在郴州，“双规”却成了曾锦春滥发淫威的工具，凡是不愿向其“进贡”的企业主或不愿听从其使唤的人，不管其是不是党员，他都可以滥用权力实施“双规”，连法院院长、副院长及检察院的副检察长都不能幸免。可见，在郴州，曾就是法，曾就是权，随心所欲，唯我独尊。
　　如此巨贪，竟然“告不倒、查不倒、管不倒”，实在耐人寻味。在2006年之前，湖南省纪委根据举报，曾三次派人到郴州调查曾锦春，可得出的结论是：曾锦春是一个基本合格的纪委书记。2006年7月19日，郴州“窝案”经中央高层批示，中央纪委督办，湖南省纪委、省检察院组成“719”专案组。9月19日下午，“719”专案组对曾锦春实施控制。被一同隔离审查的，还包括曾锦春的妻子、儿子、司机以及女婿。至此，曾锦春才真正落入法网。郴州市民在得知此消息后，全城游行庆贺，“感谢党中央为郴州人民除害！”郴州市及其下属宜章、桂阳等地放鞭炮打横幅欢庆，单是宜章县就燃放鞭炮5万多元。可见，惩治贪官，是民心所向。
　　“三不倒”纪委书记终于倒了，但此案留给人们的思考还在。
　　第一，谁来监督纪委书记？现行的反腐败体系是：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在这个体系内，纪委处于主导地位，检察机关的反腐败工作实际上也处于纪委的统一领导之下。因此，从所处的领导地位上讲，作为平级的检察机关是无法监督纪委书记的，其他机关更不可能对纪委书记进行监督了。这样只能依靠上级纪委，而上级纪委与下级纪委存在隶属关系，上级护短、不好拉下情面的事情也常有发生。要解决纪委书记权力监督的问题，不仅要依靠上级纪委的真抓实干，更重要的是从规范制度上着手，要真正建立平级监督与制约机制，实行检察机关监督、地方党委和人大的监督、新闻媒体的监督和群众监督一起上，确保纪委行使权力时依照党纪国法，经过一定的程序和依照相应的证据，绝对不能仅凭书记一句话。
　　第二，如何保证纪委正确行使“双规”权？“双规”是纪委的一项重要权力。《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调查组有权按照规定程序，“要求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案件所涉及的问题作出说明。”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双规”。虽然《条例》赋予了纪检机关上述权力，但是在使用这些手段的时候应该特别慎重，严格控制使用范围，严格规范使用程序。曾锦春挥舞“双规”大权，要挟各县、局官员在煤矿审批、监察等方面听命于他。伴随权力日重，他的胆量也越来越大，直至扩充到司法等范围。滥用“双规”的现实呼唤中纪委尽快制定“双规”实施细则，对“双规”进行严格的规范。
　　第三，为什么一个市级官员贪腐案非要惊动中央高层才能告破呢？曾锦春历任临武县委书记、郴县县委书记、郴州市国土局局长，在纪委书记任上长达11年。他利用长期担任要职的便利，编织了一张严严实实的关系网，加上培植的黑恶势力，常规的监督程序是奈何不了他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明确规定：“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条例》明确了监督职责，制定了监督制度，提出了监督保障措施。可是，现实中对“一把手”的监督在多数情况下是缺失的。“一把手”廉洁与否，主要取决于自律，一旦其丧失党性，私欲膨胀，走向腐败的深渊便是可想而知的结果了。
　　也许，还能找到第四、第五个问题，留给读者去思考吧。

　　刚刚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公众敞开了各级政府的大门，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笔者仅就政府信息网上公开的现状，谈点粗浅的看法。
　　首先，要弄清什么是政府信息公开。按照有关专家给出的定义，政府信息公开是指行政机关通过公众便于接受的方式和途径公开其政务运作过程,公开有利于公众实现其权利的信息资源,允许用户通过查询、阅览、复制、下载、摘录、收听、观看等形式,依法利用各级政府部门所控制的信息。其次，要明了为什么实行政府信息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是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我国全面实行政府信息公开，是适应WTO有关透明度的要求，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需要,是现代法治政府的价值取向,也是现代行政的基本发展趋势。
　　2007年4月5日,国务院以第492号令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8月4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做好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准备工作的通知，2008年4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又出台了关于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条例的颁布,使政务公开有了法律依据，为公众知情权提供了法律保障，为构建阳光政府提供了重要基础，必将有效地规范行政机关的政务公开工作,推动我国政务公开逐步走上法制化轨道。
　　条例自2008年5月1日施行以来，各省市县政府积极行动，迅速开通了政府信息公开网站，绝大部分行政机关根据省级政府制定的信息公开编码规范，录入了大量数据，使政府信息网上公开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但是，毋庸讳言，政府信息网上公开这项工作还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网站模板设计不完善。信息公开的对象是公众，因此在设计网站模板时，应该围绕公众乐于浏览、便于利用的目标去进行。目前在用的模板多数版式不新颖，界面不友好，单调呆板，没有生气，特别是缺乏互动交流和在线办理的功能，网民浏览公开的信息后，如果想说点看法，提点意见，或者咨询某个问题，希望立即得到答复，都无法实现。
　　其二，各地工作开展不平衡。尽管各级政府对信息公开工作给予高度重视，召开会议，培训人员，开展督查，但仍有少数机关抓得不紧，没有安排精干的力量，给予充足的时间，加快进度，注重质量。极个别单位至今未录入一字。有的单位虽然录入了一些信息，但未编制指南，未提供申请表的下载地址，甚至连电子邮件地址都未提供。
　　其三，信息公开尺度不清晰。由于政府部门多、层次多、信息多，因而公开的范围和程度难以制定统一标准，于是信息公开不充分便成为普遍存在的问题，很多机关都采取避重就轻的办法去公开信息，比如新闻动态、政策法规和政府公文等基本政务信息公开得较多，而对财政安排、重大决策、案件查处等关键性政务信息则公开得较少。
　　其四，检查考核机制不健全。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检查考核，决不能象对一般性行政工作那样，听听汇报，看看条数，而应该采取专家评估、机器检测、受众满意度调查三结合的方法，进行全面考查，否则，有可能让一些走过场的单位糊弄过去，使信息公开工作流于形式，失去其应有的作用。
　　上述问题，也许失之偏颇，笔者意在希望上级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条例，切实做好改进工作，按照公众的意向来设计政府信息公开网站，进一步完善各种管理制度，提高信息公开的效率和质量，推动电子政务的健康发展。

　　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全世界都见证了中国政府的应急救援能力和中国人民的同舟共济精神。但是，反思地震预报工作，却让国人感到十分遗憾。很多人把疑惑的目光投向地震主管部门，询问为什么如此高强度的地震发生前竟丝毫没有觉察。官方表态，民间传言，于是一场围绕地震能否预报话题的争论便悄然展开了。
　　5月13日下午，中央电视台直播关于汶川地震的新闻发布会，请国家地震局人员解答记者提问。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副主任回答的第一句话：“大家都知道地震预测是世界难题”。接着就阐述“地震是不可预测”的三条理由。第一，地球的不可入性，因为上天容易入地难。第二，地震孕律的复杂性。第三，地震发生的小概率性，对于一个地区来说，地震发生的重复性时间可能间隔几十年，也可能间隔几百上千年，这样，样本的获取就成了在有生之年非常困难的事情。5月16日14:30，中国地震局副局长修济刚、原副局长何永年、专家罗灼礼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何永年继续详细阐述地震难以预测的原因，指明海城经验的局限性。修济刚则强调这次地震的特殊性，即在震前较长的一段时间里，震中及周围地区地震的活动水平不高，也没有前震，没有出现典型的短期和临震的异常。根据所掌握的资料，难以作出发生大震的判断。
　　然而，亚洲周刊独家专访中国地震局前研究员、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家耿庆国，却是另一种声音。耿庆国在四川震灾后痛哭，因为他早在四月底就预测今年五月至明年四月，兰州以南，四川、甘肃、青海交界附近，可能发生六至七级地震。他的密件曾送给国家地震局，但却无人重视。他说：“每年全球大小地震五百万次，其中小地震四百九十五万次，三级以上有感地震五万次。这有感地震中，有破坏性的五级以上地震八百次，其中，六级以上一百二十次，七级至七点九级十八次，达到八级的是一、二次。经验告诉我们，越是强烈地震，越是特大地震，就越容易预测、容易预报。”曾出版《中国旱震关系》(科学出版社)一书的耿庆国，早在二零零六年，根据旱震关系提出中期预报，近年阿坝地区将发生七级地震。耿庆国说：“地震局的工作人员没有执行贯彻当年周恩来总理的‘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的准则，认真开展地震预测。”
　　还有，5月14日，中央电视台CCTV9英语频道讨论“汶川5、12 大地震”的嘉宾访谈节目，联线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顾问陈一文先生。陈一文通过电话用英语回答:中国地震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2006年三年来，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就汶川地区可能发生强震，曾经向中国地震局提出过三次中期预测，特别是2008年5月3日，陈一文亲手又向中国地震局发了一份汶川地区可能发生强震的预报。据陈一文所知，还有其他人也向中国地震局提出过汶川地区可能发生强震预测。但是，这些严肃科学的预报一再泥牛入海无回音，中国地震局的领导与中国地震预测研究所的所长们从来没有就预报访问过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的专家，从来没有深入了解过他们地震预测的工作。因此，中国地震局的领导们现在称也从来没有收到任何预报，完全是胡说八道的谎言。
　　从上述争论中可以看出，地震能否预报已经不成为问题了。国内外的大量事实证明，按照现有的科技水平，进行地震的中长期预测是完全可以的，但进行短期和临震预测是很困难的，通常所说的世界难题即在于此。换个角度讲，正因为地震预测技术还不够成熟，所以不能局限于常规的监测方法，要摒弃“非主流”的成见，鼓励科技专家应用不同的方法去研究震情，高度重视不同的研究成果，密切关注地震带出现的一切异常现象，使地震短期预测和临震预测技术趋于成熟。
　　如何改进地震预报工作，笔者认为，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努力：
　　一、鼓励科学研究。5月19日由科技部牵头组织40余位专家学者召开了“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机理及后续灾情科学分析”会议，其中一些曾成功预测出唐山地震、海城地震的离退老专家的出席，向我们传达着中国将推进积极预测的微妙信息。地震学在当代仍然是一门不成熟的学科。完全西化的地震预测技术的成功率明显偏低。对于地震的准确率，从1960年到2007年我国地震成功预报的准确率为16％，其中7级以上地震准确率为13％，呈现地震级别越高，成功率越低的情况。中国应该而且必须有具有自己特色的预测方法。比如使用次声波、地应力、地电脉冲、大地微动等预测地震，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国内地震专家汪成民使用一套地震预测系统，即将各种因素考虑进去，进行综合整体分析，可能将地震的成功预报率从31％提高到60％以上。事实上一些非地震系统的人员使用整体思维(就是不使用一个学科预测，使用多个学科同时整体预测)预测地震的水平是有效的。此外，另一位地震专家耿庆国根据历代(包括1956－1970年)大旱与地震关系的统计，提出“旱震关系大地震中期预报方法”，根据这一规律，耿庆国预报了1975年的海城地震，1976年的唐山地震。上述专家对于本次的汶川地震研究也有重大贡献。我们还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很多独特的研究方法，比如龙小霞等人基于可公度方法对川滇地区地震趋势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的四个研究生作出 “2008年左右川滇地区要发生大于6.7级强烈地震”的结论，都是很有见地的。
　　二、开展群测群防。一九七五年曾被美国记者称为“科学的奇迹”的海城地震预报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就是群测群防起了极大的作用。由于收集了大量的地震前兆现象，到地震专家面前汇总，才使得辽宁省地震办公室和国家地震局敢于作出临震预报。日本等国的地震专家在总结了我国海城地震成功预报的经验后得出：中国的成功是由于能够及时地收集大量地震前兆的异常情况，并且及时归纳、分析、总结的结果。当前，一些学者认为，应该启用“群测群防”工作。中国地震局专家罗灼礼在接受人民网采访时指出，根据40多年的地震预报的实践经验，一次大的地震，前兆异常的范围是很大的，也是多种多样的。所以，光靠专业队伍是不够的，群众能够及时发现，对于判断震情的发展非常重要。“特别是群防地震应该成为地震危险区的绝大多数人的自觉行动。”事实上，本次地震征兆很明显。比如南宁地震局的蛇出现了急躁不安，不进食和碰撞的情况。南宁市地震局局长蒋维松告诉相关记者，根据经验判断，如果不是附近有重大震情发生，就是本地会发生小型地震。地震发生前几天，四川阿巴州政府网站报道，当地曾有即将发生地质灾害的消息，被一些地方传达变成地震将要发生的情况，后经政府辟谣才平息。可惜，汶川地震前无人收集、汇总、上报大量异常信息，对已报送的信息也未引起高度重视。一句话，群测群防工作的缺失，是本次地震预报工作中的一个惨痛教训。
　　三、修改有关法规。1997年12月29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第94号令）第三条规定：“防震减灾工作，实行预防为主、防御与救助相结合的方针。”应增加“专业测防与群测群防” 相结合的内容。1998年12月17日发布的《地震预报管理条例》(国务院第255号令)，应明确界定“谣言”的含义，确定允许向社会公开的地震信息。《条例》第十八条规定“从事地震工作的专业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向社会散布地震预测意见、地震预报意见及其评审结果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据媒体透露，汪成民在唐山大地震时任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他较为准确地预测了唐山大地震，通过一次“吹风会”将消息传达给了河北省青龙县，促成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青龙县无人伤亡的历史奇迹。显然，汪成民使青龙县人民免遭大难，功不可没，而对照《条例》，却应当受到行政处分，谁是谁非，不必多言。我们应该理解地震预报对社会的重大影响，错报将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漏报又将会造成难以弥补的人员伤亡。如果奉行的是“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的理念，那么，宁可错报，决不漏报，一定会得到国人的充分理解。
　　 四、公开地震信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于五月一日起实施，这标志着各级政府要迈向信息公开时代。根据《条例》规定，及时公布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是各级政府及其地震主管部门的责任和义务。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说，震前的预测信息应当完全公开。这次汶川地震的救援工作，完全透明、公开，赢得了世界各国的赞赏。如果震前预测信息也能如此公开，比如及时公布地震活动趋势研究成果，转达一些专家的不同意见，汇聚地震活动区域的种种异常现象，那么即使地震部门没有把握作出短期或临震预报的话，公众也会依据公开的信息，提高警惕，实施相应的预防措施，一旦大震发生，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五、加强防震教育。这一条虽然不属于地震预报工作的内容，却与之密切相关。2005年中国地震局长陈建民在回答记者对地震科普教育的现状是否满意的问题时说，从目前来讲，我是不满意的， 因为我觉得我们国家在这方面，从教育的范围，普及的范围和深度，还有很大的差距。比如说，1984年台湾海峡发生了一个7.3级的地震， 广东某地区离他们那儿很远，充其量就是有震感，学校的学生往外面跑，踩伤、挤伤了上百人，死亡了三个学生，这就是比较惨痛的。时间过去了几年，我国地震科普教育仍然严重不足，如果不是遇上大震，新闻媒体上很少见到有关地震知识的宣传。应该利用各种媒体，采取各种形式，坚持不懈地开展防震减灾知识的宣传教育，让大众增强防震减灾意识，了解地震常识，学习防震减灾法规，掌握避险、自救与互救的方法，自觉提高建筑物的防震抗震水平。只有防震教育深入到千家万户，才能使地震信息公开发挥理想的作用。

　　自从奥运会火炬在境内外传递以来，国内各大媒体的报导中几乎都把火炬称为“圣火”，这着实让人有些纳闷。一个很平常的国际体育赛事在信仰唯物主义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里举办，有什么必要将之涂上神圣的色彩呢？
　　先说说“圣”是什么意思。翻阅《现代汉语词典》，凡在表示事物的名词前加上的修饰词“圣”，有以下几种解释：①最崇高的。如：圣地。②封建社会尊称帝王。如：圣旨。③宗教徒对所崇拜事物的尊称。如：圣经。④称学识或技能有极高成就的。如：圣手。对照这些解释，如果把奥运会产生的某项冠军称为某项圣手，似乎还讲得过去，而火炬却难以对号入座了。
　　其实，“圣火”一词，古已有之。《南史·齐纪上·武帝》：“是岁，有沙门从北齎此火而至，色赤於常火而微，云以疗疾。贵贱争取之，多得其验。二十餘日，都下大盛，咸云‘圣火'。”这里的“圣火”是指以炙灼治病时所燃之火。因偶有验，故称。民间亦有巫人、术士借此托神佛之名者。还有，端木蕻良 《科尔沁旗草原》十六：“飞舞着金翅鸟的龛前，两盏荧荧的圣火，浮灯似的燃着。”这里的“圣火”则是指神佛像前所置的油灯。看样子，表示赛事的“圣火”在中国古籍里难觅踪迹。
　　那么，我们就把眼光投向国外吧。据说，奥林匹克火炬仪式起源于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取火种的故事。古希腊神普罗米修斯为解救饥寒交迫的人类，瞒着宙斯到阿波罗太阳神偷取火种，带到人间，火到人间就再也收不回去。宙斯只好规定，在燃起圣火之前，必须向他祭祀。于是古奥运会开幕前必须举行隆重的点火仪式，由祭司从圣坛上燃取奥林匹克之火，所有运动员一齐向火炬奔跑，最先到达的三名运动员将高举火炬跑遍希腊，传谕停止一切战争，开始四年一度的奥运会。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恢复后，1912年顾拜旦提出了点燃奥林匹克圣火的建议，1928年开始实施点燃奥林匹克圣火的仪式。自1936年，奥林匹克圣火开始从奥运会的故乡希腊奥林匹克点燃火炬，然后将火炬接力传到主办国，并于奥运会开幕前一天到达举办城市，开幕式时进入会场，一般由东道国著名运动员点燃塔上焰火，直到闭幕时熄灭。由此看出，奥运“圣火”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不过，在国际奥组委的英文官方网站中，“奥运火炬接力”就是“Olympic Torch Relay”。火炬（Torch）之前既无“神”更无“圣”。如此说来，不称“火炬”而称“圣火”，实在是自作多情哪。
　　网上有赞成称“圣火”的，理由不一。有人讲，中国民众称“火炬”为“圣火”并不是将它神化，是真正表现了民众对“奥运”和平之旅的一种期待。有人讲，这相当于一个国家的颜面，祖国是神圣的，称为圣火没有错。按照前者的观点，将来中国举办的所有国际性活动，是不是都要加上“圣”字啊？按照后者的观点，中国本土上的所有事物都非“圣”莫称了。
　　不称“圣火”，就称火炬，是一种科学、务实的提法，丝毫无损奥运盛会的光芒，有何不可呢？

　　招商引资是近年政界最流行的词语，许多地方几乎都把它当成一种发展地方经济、解决财政困难的起死回生的良方。党委书记亲自抓，行政首长具体抓，班子成员分工抓，层层下达任务，年年增加指标。于是，各种类型的招商队伍云游四方，到处游说，各种形式的招商活动蓬勃开展，方兴未艾，形成了一种“大跃进”的局面。据说某国定贫困县仅开展一场旅游文化月活动就耗资百万元，地方党委政府招商引资的胆略和气魄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招商引资的高压态势迫使一些地方频出怪招。郭根群2007年1月在人民网上发表的文章《招商引资出怪招的嫌疑与危害》中列举了十大怪招：怪招一，以官招商引资。怪招二，以美女招商引资。怪招三，以子女入（行政和事业）编制招商引资。怪招四，以零地价招商引资。怪招五，以出卖当地资源招商引资。怪招六，以减免税费招商引资。怪招七，以默许污染招商引资。怪招八，以名人招商引资。怪招九，以人海战术招商引资。怪招十，以坑骗手段招商引资。他同时指出了怪招的危害性，一是违背了党的干部四化方针，有一俊遮百丑之嫌。二是违背了社会公德，有污染社会风气之嫌。三是违背了科学发展观，有急功近利之嫌。那么，一些地方频出怪招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呢？一位名为“清泉知我心”的网友2005年10月在人民网上发贴，分析了五种原因：一是说明了一些地方领导驾驭区域经济发展能力的缺乏。二是说明了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对公共权力的滥用和法纪意识的淡薄。三是说明了一些地方领导干部政绩观的扭曲。四是说明了仍有个别善于投机的商人希望成为“脚踩两只船”的“红顶商人”。五是说明了现有的政绩考核机制和监督机制的不健全和缺位。
　　其实，经济学界也有一些人士对上述现象表示了担忧。付志刚在《我国外资“超国民待遇”分析》一文中认为，超国民待遇就如一把双刃剑，对外资实行超国民待遇尽管推动了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但同时也蕴藏了相当大的经济风险，尤其是外资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获得了我国的某些资源及其控制权，很容易形成垄断甚至威胁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张国有在《政府作为与国民待遇》一文中认为，“超国民待遇”的负面效应使内资企业愈加感到处于不利地位，政府要从利用外商投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吸引外资快速发展经济的阶段，转向保持市场公平、公正、持续健康发展经济的阶段。南京大学商学院国际经济贸易系主任张二震教授认为，政府干预下的招商引资，使本应在成本导向下的企业投资行为与追求地方利益的政府行为合而为一，扭曲了市场信号，如听任这种现象持续下去，不仅损失了地方财政，而且导致了土地等资源的巨大浪费。
　　招商引资，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不能追求短期效应，搞大哄大起，不切实际，层层加压。要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要把“好商好资”招回来，为地方经济发展出力，为子孙后代造福。有成功的事例表明，大力倡导“中介招商”，由民间中介机构承担招商工作，政府给中介予以一定比例的奖励，这样有利于专业招商队伍的形成，有利于政府把主要精力用在健全法制，建立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和投资环境。由此说明，只要积极探索，肯下功夫，完善招商引资工作体制和机制，总会找出有效的办法的。

　　都江堰市光亚学校教师范美忠，因在地震发生时，丢下学生一人跑出教室，且事后在其网文《那一刻地动山摇——“5·12”汶川地震亲历记》中写道“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因而在网络上得名“范跑跑”。据传光亚学校迫于有关部门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将要解除对范美忠的聘用。于是网上出现了一场围绕支持解聘还是反对解聘的问题展开的论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范美忠身为教书育人的人民教师，在灾难来临时，只顾自己，不顾学生，是很不应该的。他的文章观点正好印证了他缺乏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他的言行引起社会舆论的不满，也是理所当然的。对这样的教师该不该解聘，应该由其所在学校决定。我想到的问题是，这样的人才是怎么造就的，代表了中国中青年知识分子中的多少人？
　　北京大学的王书记说：“范美忠的确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具体哪一年的你就不要问了，据我们了解的情况是，范美忠在学校时表现就不怎么样，这次事件并不是偶然现象。他毕业离校之后，就曾经在网上将他所认识的北大的老师轮流骂了一遍。在学校时他不好好学习，对老师也十分不恭敬！”“考上北大的学生，分数是高的，但不一定分数高就各方面都优秀，分数高只能证明他学业基础好，至于道德等其它方面因素在高考中是看不出来的。对于开除范美忠，我们很赞成，他根本不够做一名人民教师的资格。一个对学生见死不救，甚至声称连母亲都不救的人，如此品德当教师能合格吗？”
　　王书记的这番话，在维护北京大学声誉的同时，也道出了现行教育制度尤其是高考制度的缺陷。一个人从上幼儿园到大学毕业，十几年时间，要应付数不清的考试，脑子里装的全是决定自己命运的分数，而那些空洞的道德说教，往往显得苍白无力，于是一些高智低德、高智低能的人才便生产出来了。范美忠不过是这类人才的一个典型代表，不同的是范美忠敢于表白自己而已。
　　记得已故党的领袖毛泽东主席提出过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还说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我想，用前者作为预防之策，用后者作为补救之方，是最恰当不过的了。事实上，恢复高考制度以来，有关部门注意到上述问题，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强调素质教育，鼓励大学毕业生到基层任职，但仅仅依靠这些措施去改变学生的主观世界，效果是很有限的。
　　人们常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因而教师的资格管理便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范美忠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大方地承认自己没有教师资格证，在他看来，参加教师资格考试是对他的一种侮辱。同时他还透露，该校国际部全部20余名教师仅有他是中国国籍教师，而且均无教师资格证。由此看出，当地教育部门对民办学校的教师任职资格管理漏洞有多大。
　　范美忠现象暴露出的问题远不止这些，我只想试探挖掘深层次或根本性的问题，作抛砖引玉之用，别无他意。但愿范美忠能接受广大网友的善意批评，自我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做一个合格的人民教师。但愿全社会都来重视教育问题，改革一切弊端，不让第二个范美忠出现。